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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作斗争

2012-12-07 12:15:10 来源:荆州红色收藏网 浏览:4154

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作斗争(摘录)

2012-12-07 09:43:27   来源:新华网 

黄克诚

(1980年11月27日)

编者按:这是黄克诚同志(时任中纪委书记)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原题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重温一下黄克诚同志的这篇讲话,还是给人以许多联想和启示的。

同志们:

本来我是不准备讲话的。中央让我担任中央纪委的常务书记,我身体不好,没有下去检查工作,只能联系很少的干部与群众。因此,我讲的意见就不一定准确。但我是心里有话就要讲的.所以今天还是向同志们讲讲。我这个讲话,请同志们不要记录,也不要传达,等整理好送中央审阅,如认为可以向各级纪律检查部门传达,再发给你们。我的讲话,有些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他们原谅。

一、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与我们这次召集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认为,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

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提出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谭)启龙同志,你还记得吧?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当团长。他带着队伍由武昌出发,本来是要参加南昌暴动的。由于途中听到南昌暴动已经发生了,部队已经撤离了南昌,他就在黄石港上了岸,然后辗转经阳新、靖安、奉新来到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武装。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约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后,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队伍在这里站不住脚、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不单是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还有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经验不足,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干的就剩下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一小部分式装。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那时,南昌暴动有三万多人,在三河坝打了一个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老总和陈毅同志收集了残兵八九百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与滇系军阀范石生的关系,将队伍改编为范的十六军的一个团。朱老总后来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兵力要比毛主席领导的武装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朱老总那支队伍就没有归宿,就难以生存并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毛主席这套方针、政策,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同志很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浏斗争,他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搞根据地、建党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浏一带,扩大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的部队,主要是武汉军校分校的学生改编的教导队。汪精卫政变后,这支队伍由张发奎带到广州,改为教导团,叶剑英同志为团长。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镜、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军事技术、政治素质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总的那两支武装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极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垮了。鄂豫皖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他们也是在井冈山红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正确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部小,虽然经历了曲折,受了损失,但却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一套简单的东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时的党中央就没能提出来。毛主席当时比我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这里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交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事实上这个办法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创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个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就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结果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在创建红军时期,为我们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功劳呢?现在有人讲这段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间,在上海的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班、以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非要我们离开不可,那就请派刘伯承、恽代英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很快军阀战争就爆发了。毛主席那首词:“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离开了部队,那么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一九二九年在闽西的斗争,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红军到了闽西,在路线上争论很激烈。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拥护朱德同志的;一种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一种是中间的,这主要是陈毅同志。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养病。结果部队到了广东梅县,打了一个大败仗。只好派人请毛主席出来。毛主席说,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开党的代表大会,他来作报告。后来按照他的意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古田会议的决议,也就是《毛选》中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对我军后来的建设起了很伟大的作用。在闽西时期、毛主席的这些见解都是起关键作用的见解,都是在我们党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决策。有的人现在把古田会议说成是别人领导的,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我听了以后真是啼笑皆非。我们党内现在有些人不顾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再讲讲一九三O年的事情。三O年立三路线来了,集中了红军的主力想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当时,大家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一九三一年,根据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方针,将第一次“围剿”粉碎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王稼祥等几位同志到了苏区,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当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朱老总也当军委副主席。这是在上海的中央决定的。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就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认为这样可以打垮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一带,东固的山上堡垒都修起来了,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便果断地下令出击。毛主席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里面讲“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当时的情况。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敌人公秉蕃的二十八师是我们三军团打的,把公秉蕃给活捉了。毛主席当时以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下命令指挥了部队。别人没有办法嘛!如果实行项英的办法,那就糟糕了,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就会丢掉。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这是明摆着的铁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毛主席不好讲,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围剿”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中央局书记。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几十个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内部的不同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给我们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的口号。那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注意这件事。当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些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处,主力应同赣东北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针,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夺取中心城市”。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直到毛主席又被赶下台。后来毛主席写了一篇《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讲的许多问题就是这个时期的争论。恩来同志当中央局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指挥作战,曾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帮助中央指挥军队。三三年博古也来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军事指挥权。把毛主席搞下台的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了六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了。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毛主席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三二年下台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填填词,写写字,看点书,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都是这时候填的。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战斗遭受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县,毛主席才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的领导问题。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了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素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道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又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懋功汇合进,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杰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走,那么红军就可能全军覆没。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少到三万。在朱德、任强时、贺龙、徐向前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了陕北。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是毛主席一句不讲共产国际的问题,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毛主席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肯执行毛主席让他们过长江挺进敌后的指示,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将部队带到长江以北,队伍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担心我们打不赢,曾让我们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让我们交出武装,改编为国防军,以换取在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顶住了,提出“寸土不让”、“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并亲自指挥了许多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我们中央,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是指唐初文坛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盛行骈体文,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骈体文。到唐朝中叶杜甫那个时代,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写文章骂王、杨、卢、骆。杜甫是有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他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扬、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念这首诗,是针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问题。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人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有的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大家来分担责任.那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愤慨的话,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说的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样做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是非常不利的。我并不是说,讲愤慨的话就是出于恶意,愤慨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坐过牢的同志对毛主席有愤慨情绪更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晚期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更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打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观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把毛主席搞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听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无非是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搞社会主义搞四化难道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吗?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确有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他们不愿为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服务,不愿为广大的工人服务、也不为勤勉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服务、不为四化服务,而对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级的货色倾心向往。我国正处于非常艰难地开创新路、建设四化的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向人民介绍外国,学人家的长处,应多介绍这些国家创业时期艰苦奋斗的事迹和精神;多介绍世界上科学家献身事业、造福人类的事迹和精神。要注意现在许多青年人有一种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甚至迷恋其腐朽东西的倾向。文艺创作和文艺介绍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中国人民?拿什么来影响教育青年一代?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民主革命后将近六十年时间,在我们国家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部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后来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领导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著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武器。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她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时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我看是绝对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等等。但是,在社会科学这个方面,我们绝不能搞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现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只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当然,如果我们少犯些错误,情况会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讲得那么漂亮,那里黑暗的东西多得很。《参考消息》上有一段讲美国黑手党的“生产”,一九七九年收入为一千五百亿美元,纯利润就有五百亿,仅次于石油企业的产值。那是些什么玩艺呢?就是搞海洛因、鸦片烟那些毒品,搞赌博、妓女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丢掉了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要看到这个危险。

有的同志说,只提马列主义就行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他在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中国共产竞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敌人、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一套原则,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不要以为这是生活小事,这样的风气不能制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则将长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一些人违反党章、违反中央的原则,诋毁毛泽东思想,又没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东西来!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一个“信仰危机”的问题,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没有出路。我看我们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轻率地毁灭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都有用,但他的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纠正前人的错误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年人的讲话给予考虑,想想是否有几分道理。

黄克诚(1)

1902年出身于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天津解放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建国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中央军委顾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等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被平反昭雪。

    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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